天津：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困难劳模住院有补贴

关于构建谁的价值体系这一问题，已有成果多是主张应当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⒁参见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⑺《社评：微博直播，带来意外更带来公众信心》，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24日。

（6）电话及金融账号以0替换。(23)在李庄案第二季的庭审中，有律师就认为官方直播存在偏颇，多控方信息、少辩方信息。三是，对于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上级法院要求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下级法院应当进行微博全程直播。撕下面子，排除瑕疵证据或者非法证据，贯彻罪疑从无原则，势在必然。最后，可以参照2013年11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确定裁判文书微博直播的范围。

拍照和录像时，必须关闭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可是社会公众由于对案件庭审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而通常不可能有什么批评性的反应，那么，微博全程直播庭审无疑会改变这一局面。因为将这项生杀予夺的大权完全交到法官手中，一旦他们恣意和专横，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李拥军教授虽然没有直接说参照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改造人民陪审制，但根据他的改革方案，改革后的人民陪审制与大陆法国家参审制非常接近。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要让法院做出令社会大众满意的裁判，仅仅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是难以胜任的，必须让公民参与司法，实现司法民主。中央之所以要启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主要原因是现行司法体制仍然存在诸多顽疾，诸如错案频出、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一系列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导致司法公信力显著下降⑴，以致当遇到矛盾时，民众无奈地选择找熟人、上访，而不愿意寻求司法救济。第一，现行人民陪审制重象征意义而轻实际效果。

造成刑事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司法不透明。对一审法院明显畸轻的判决和检察院拒绝抗诉的行为，网民普遍怀疑存在徇私枉法。

一方面，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人选资格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要求吸纳有法律知识的人员为人民陪审员，于是一大批高校法学教师取得了人民陪审员的头衔。通过直接由人民之手做出判决，陪审团在公民与政府日渐扩大的鸿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0]。经云南XX县法院再审，被害方通过民事和解获赔15万元，郭XX被改判为有期徒刑8年[3]。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人民陪审员基本上没有体现司法民主。

这些说明，陪审团不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利，审判制度不仅可以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守护神，并且也可能在大陆法系国家显示出其迷人的魅力[30]。这样，每个业务庭中只有有限的几个陪审员，他们与法官长期共事，从相识到相知，使他们碍于情面不会反对法官的意见。治病要针对致病的原因，故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也要针对导致刑事司法公信力下降的上述原因。在行政方面，当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由当地行政配置时，司法系统就会与当地的行政系统形成广义上的大家庭。

众所周知，司法去行政化后，上级领导也不能审核、干预法官或合议庭的司法。法国重罪案件一审由3名法官和9名陪审员组成法庭，二审由3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

最后，中国司法有必要也完全可能引入陪审团制。陈忠林教授曾问过审理许霆案的法官：如果你不是法官而是普通人，你会怎么判这个案子？得到的回答是：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法官，我已经不知道普通人怎么思考了。

从学历层次来看，大学本科以上的占1069人，大专学历的占356人，高中以下的仅有106人[18]。很多人对民主存在误解，认为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通过代议制方式来实现。最近发生的云南官员强奸幼女案可以清晰地表明司法工作人员是如何利用后一种方式破坏司法公正的。事实上，司法独立不是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而是其真正效果体现在提高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的公信力。事实上，不少采用陪审制的国家或地区也在不同程度地授予陪审团量刑权。在数量有限的陪审员中，一部分陪审员上升为陪审暴发户，一年陪审数百件案子，而很大一部分陪审员降格成了荣誉陪审员，从不参与案件的审理。

（参见：廖永安．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探析[J]．中国法学，2012，（3）：150—151。例如，吴丹红博士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没有必要保留人民陪审制：（1）司法民主不需要人民陪审来体现。

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司法环境，人民陪审制事实上难以实现这一价值目标。例如，我国应赋予陪审团量刑建议权。

英国学者托克维尔曾批判道：法律家通过研习法律而获得了专门知识，他们另辟一个专业，并形成一个特权阶层。3．方案三是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改造人民陪审制 针对人民陪审制的弊端，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参照德国和日本的参审制改造人民陪审制。

利用民众力量制约司法，促进司法公正，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而实现司法独立不仅不能消除司法权力过于集中、内部监督乏力的问题，相反可能更加削弱司法权力的外部制约，更便于某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寻租，因为司法去行政化后，上级领导的干预就会减小，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力就更大。引入陪审团制并授予其量刑建议权后，这一困扰中国司法界的重大难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实现司法独立可能会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不可能显著降低这类现象的发生率。

2013年8月下旬，云南省XX县国家干部郭XX见到路边玩耍的幼女王某某，遂起歹念，将其抱到自家卧室实施了奸淫。第一，现在的司法机关草木皆兵，设置了层层关卡，戒备森严，让人难以靠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培训处课题组．关于北京法院人民陪审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J]．法律适用，2012，（2）：97．） ⑶参见：《俄罗斯联邦诉讼法典》第349条。中国实行间接选举，且人口众多，因此如果能让公众参与刑事司法活动，民众对主权在民的感觉就会更直接更感性，这样自然会增进民众对国家权力的理解和遵从。

在美国，由于陪审员的资格标准较低，所以有一个庞大的陪审员队伍，且陪审团是在开庭前随机抽取。如果让陪审员的数量少于法官，就会再次患上只陪不审的老毛病。

[6]不言自明，司法独立与法官精英化、司法封闭化没有太大的联系，实现司法去行政化与去地方化也不能改变司法裁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现实告诉我们，司法腐败猖獗的根源是司法权力过于集中，司法系统内部的监督效果不佳。然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却远未达到这一目标。陪审员与法官分享刑事实体裁判权，这就缩小了法官的权限，减少了事实认定中徇私舞弊的可能，遏制了司法审判中的长官意志或政治干扰，使围绕在司法审判中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渎职等腐败行为难有实现的通道。

在江西省占14％，陕西省占9.1％，北京近1／3。因此，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心应着眼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化解其他领域的风险铺路架桥，也在于避免自身的风险。

在俄罗斯，陪审法庭由1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这一改革措施看似解决了当前的突出问题，但可能滋生更大的风险。

自2010年10月份正式开始试点以来，陕西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团的试点工作不断深化，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了扭转陪审员的这一弱势地位，国外法庭中陪审员的数量通常比法官多。